我认为，影响当今学术期刊创新的因素有许多，但以下面三方面最为突出。
一是缺乏对于中国学术期刊当代理念的认识。
如果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，那么同样，一个时代就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期刊。上世纪的“五四”时代，我们把学术期刊当作“自己的园地”；到三四十年代学术期刊便成为了阶级斗争的前沿“阵地”，并在六七十年代的“文革”中达到了顶峰；随着“文革”的结束，“阵地”的理念解体，学术期刊便成为了学术交流的公共“平台”。直到今天，把学术期刊当作学术交流的公共平台的理念，仍然是我们的主流观念。应该看到，上述学术期刊的不同身份：园地、阵地、平台都是和特定的时代要求相联系的。我想说的是，时至今天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，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，使得当今社会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，
当今时代的要求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要求不可同日而语。把学术期刊仅仅当作“学术交流的公共平台”的理念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现实，而目前学术期刊的所有问题，本质上都可看作是这种“不适应”的表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?仅就“平台”的交流功能来说，今天的交流环境与三十年前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。网络的迅捷即时交流是纸质期刊所无法比拟的，要进行学术交流，首选应该是网络。因此，期刊的交流功能日趋萎缩。与此相呼应，当今的中国学术评价体系，主张发表即成果，所看重的是学术期刊的发表功能，而不是交流功能。因此，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正受到网络与评价体系的双重夹击，从而被发表功能所取代。其次，从“平台”的公共陛而言，当今学术期刊在行政和市场的双重干预下，其公共性同样在日益萎缩，甚至完全丧失。比如，目前愈演愈烈的版面买卖问题，说到底出卖的就是学术期刊的公共性。第三，更重要的是，“平台”的理念钝化和消解了办刊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。在“平台”理念下，主编就像剧院的经理，其职责就是管理、维护舞台，确保台上有好的剧目演出，自己不参与演出。因此，主编和编辑们都游离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之外，从而难以对实际的学术前沿作出判定，是一位“在内行面前是外行，在外行面前是内行”的“杂家”。在此情况下，所谓学术期刊引领学术，是一句空话。 缺乏实际的学术判断和学术主体精神，不能不说是造成当今中国学术期刊千刊一面，千篇一律的重要原因。从以上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、公共性和主体性三方面可以看出，把学术期刊仅仅作为公共交流平台的理念，已经脱离了今天学术界的实际。观念上的滞后，是今天学术期刊缺乏创新能力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。学术期刊不仅仅是平台，更应该是学术生产的部门，这才是今天学术期刊的当代理念，才能克服平台之弊端。
二是行政化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学术期刊的创新。
这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。在宏观上，即学术期刊总体的资源控制上，我们现行的是一种行政化的管理，硬性地规定期刊的数量，这是期刊业仍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表现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需要多少期刊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，不是由行政部门说了算，而是由读者市场说了算。期刊的出生证和死亡证都应该掌握在读者市场的手中。但现在行政部门仍然以某种想当然的理由，硬插在期刊与市场之间，从宏观上剥夺了市场的选择权，也阻隔了期刊贴近市场、贴近现实的路径。行政审批一旦代替市场的退出机制和再生机制，学术期刊就既难以出生，也难以死亡。自然规则告诉我们，自然界没有生死竞争，物种就要退化，而学术期刊缺乏能生能死的竞争规则，同样会极大地挫伤创新积极性。再从微观说，当前中国学术期刊的分布，主要是作为高校、社科院以及社科联(包括各种学会)的机关刊物而存在的，许多主管单位因此常常简单地将它们作为一个行政部门来管理，用行政指令来解决学术生产中的问题，严重违背学术生产的规律。事实证明，强势的行政化和计划性，对学术研究不是一件好事，对营造学术创新的氛围，更会带来一系列问题。比如，学术的量化指标，就与行政化的量化考评方式有密切联系。可以预见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纵深发展，这种行政化对学术期刊造成的损害将会日益被暴露出来，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会日益深人，直至最后市场取得胜利为止。
三是当前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不是鼓励而是抑制了学术创新。
在这里请允许我再引用一次中国社科院201 1年关于《中国学术评价机制的调研报告》中的一句话，它非常确切地说出了大家的感受：“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被期刊分级制度所主导，制约了学术创新。”这就是说，学术评价体制对于学术创新所形成的负面影响，是通过期刊的分级制度来实现的。而这个所谓的期刊分级制度，实际上就是两个依据，一是看办刊单位的行政级别。凡是京城中央单位的期刊往往都成为权威刊物或叫做A级刊物。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文章，被认为其质量高于非权威上发表的文章。二是刊物的转载量、转载率、影响因子排名等。这看似比前一个依据要客观公平一些，但事实上却未必。且不说掌握转载权的只是少数几个人，他们都未经任何学术授予，其权威性和程序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；更重要的是，一旦以这种未经充分论证过的转载排名为评价一个期刊的好与坏，质量高与低的标准，甚至是唯一标准，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，刊物为了追求转载率，在组织选题、选择作者，乃至编排方式等等方面都以能否转载为取舍，摧毁了学术期刊最后的一点自主性，一切为了转载，期刊人成为转载的奴隶。其实，转载本身并没有错，它以二次发表的形式，成为正常的学术活动的一种有效传播手段，有利于学术的交流。事实上，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，学术的“转载”都正常发挥着自己的传播功能，对学术研究起着正面的积极作用。只是到九十年代以后，那种追名逐利、急功近利的学术不正之风，才把“转载”变成为一种“评价指标”，从而超出了“转载”本身意义，这是“转载”不能承受之重。有的转载类刊物甚至不择手段地每年发表所谓转载量排名，以此转移人们的视线，达到提升自身地位的目的。 说得难听一点，这是对正常学术秩序的干扰。对此，众多学者提出了严肃的批评。 上述以行政级别和转载量排名为学术期刊分级，进而又以这种分级为整个学术研究成果定级，这就是现行的中国学术评价体制的荒谬逻辑，它的荒谬之处归结一句话就是，学术研究理应以学术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点，但它却转移了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。而没有学术问题为前导的所谓学术研究，都是沽名钓誉、哗众取宠而已，即使它钓到的虚荣再多，也是没有意义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