研究生导师，在我们国家，是一种资格、一种身份、一种水平的标志，尤其博导更是被很多人看重。
直至目前，绝大多数研究生培养单位都把职称与导师资格挂钩，比如，只有具备副研究员职称才可以成为硕导，只有具备正研究员职称才可以成为博导。这种挂钩究竟合理与否，不可一概而论。按照人才成长和学术水平增长的一般规律来看，基本上合理，当然这是针对一般性人才的，天才应当排除在外。但这种挂钩难免会被希望快速成长的年轻人所诟病，这里说的是希望快速成长的年轻人，而不是说天才的年轻人，一般来说，真正的天才看重要做的事情本身，并非人身的荣誉和资格地位。所以，为了避免掩盖天才的锋芒，也为了按部就班地培养后备导师，出现了“研究生第二导师”这种过渡性的准导师资格。
研究生第二导师这种称呼合不合法似乎从未有人追究过。有的单位需要是已经得到正式资格认定的导师，这种情况中少数属于正式的平等合作导师，并非本文讨论的情况。然而，有些培养单位对二导师的认定不需要经过学术委员会评审，只需要大导师指定，培养单位的研究生管理部门备案即可。二导师的尴尬就来自于这种人事安排。
尴尬之一，二导师极有可能成为大导师学术盘剥的对象。个别大导师会利用年轻人急于发展的心理，将带研究生的重任交与二导师，而把学术成果独占。如果大导师是学术大牛或单位领导，二导师敢怒不敢言，只能忍气吞声，期待多年的媳妇熬成婆。之后，这些人可能会复制大导师的作为，开始属于自己的盘剥。当然也有人转正之后，‘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’，主动把学术成果让给有实质贡献的二导师。
尴尬之二，二导师的指导思路与大导师有分歧。当二者都个性十足时，学生则不知所措，这个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有时会直接导致两位导师分道扬镳。固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学术风格，当发生分歧时，应该好好商量，尤其是急躁的年轻人应该听听大导师的意见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如果实在不能和谐，应该二导师退出，而不是反过来。在研究生指导过程中，总要有个为主的人，二导师喧宾夺主肯定会造成很大的矛盾。年轻导师最容易对自己的认识过分执着，同时却也很容易遇到责任就回避，这样做二导师注定不会有好结果。
尴尬之三，大导师和二导师争夺学生感情。在实际工作中，二导师和大导师都有付出的情况下，应该各自坦率承认对方，但无论哪一方抹煞另一方的贡献，争夺学生感情就是古代文人结党的现代表现，会把学生带坏。每个人的个性和品质都有差别，很难做到师生同心。在我看来，除却学术任务，志同道合则私下里多来往，否则毕业后老死不相往来也无不可。
尴尬之四，本土培养的二导师是导师制度中的绝对弱势群体。只有戴帽子的海归才可以直接获得职称和导师资格，而本土培养的年轻科学家要快速成为正式的导师，除了依附于牛人团队，别无他法，这让土博士们倍感憋屈，似乎他们生来低人一等，只能在给学术权贵的付出中获得一点补偿，而学术权贵却不一定能靠得上，因为想靠的人实在太多了。想想每年毕业的数万名博士生，他们的学术未来在哪里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。
二导师的产生直接源于职称制度，是学术资本主义通过职称制度表现出来的。学术资本主义就是科研项目、学术权利的两极分化，这使得大多数年轻人长时间内分不到任何科研项目，因此无法通过科研项目直接获得导师资格。即使年轻人幸运地获得些许科研经费，比九品中正制还细化的职称等级也让他们举步维艰。
我国的二导师是学术界等级制度的一个小小表现。与国外的合作导师不同，我国的二导师是从属于大导师的人身依附，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是威权。而国外的二导师是合作导师，是学术上的合作关系，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是利益。威权相比利益，更难维护，因为利益是相对的，可以谈判，可以妥协，而威权是绝对的，即使是纸老虎，也不可以冒犯。在这个资讯异常发达的时代，威权越来越难以维持，在号称精英荟萃的科技界、知识界，却死守这落后的做法，却也算不上什么高明。
可以说二导师这个身份既是年轻人发展的助力，但更多是他们的羁绊。既然二导师如此尴尬，还是不要设置为妙。一旦如此，谁的学生谁负责，让学术责任和学术权利相称，岂不清爽？那年轻人如何成为导师呢？只要有项目就可以，当然，费用要由导师承担。既不耽误年轻人发展，又不出现学术上的人身依附，何乐而不为？
